沪经动向：减少药物滥用

本周我们不再谈论上海道路上的出租车大战和自行车推行运动，而转向这座城市的医疗体系，一场悄悄的变革正在医院中发生。这次特别的运动使得上海医院和诊所大幅减少抗生素的使用，这是对全球担忧抗生素过分使用导致新一代超级细菌增长的回应。

这一特别的运动姗姗来迟，也反映了亚洲人对药物的迷信，他们认为药物就像上帝一样，可以治愈任何疾病，从小小的喷嚏到严重的慢性病。这种看法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药物因可以治愈许多疾病而受到尊重，但也被认为在更寻常的病症中作用有限，如普通感冒和身体疼痛。

差不错每个在中国呆过的西方人都会说，他们对中国医院印象最深的一幕是 ，在很大的房间里坐满了打着吊针的病人。美国医院没有这样的病房，而且西方人看到吊瓶，通常联想到的是重症监护室里病情严重的病人。

我去过几次中国医院，医生建议打吊瓶时，我都是拒绝的。我通常只接受口服药，或者小问题时甚至什么药也不开，比如咽喉发炎。不过我的中国朋友们更愿意坐在病房里打吊瓶，如果医生这么建议的话，而且他们也不介意坐在那里几个小时，等待药物缓慢滴下通过针眼进入身体。

吊瓶里的主要药物之一似乎是抗生素，这导致了抗生素在中国医院和诊所里被滥用，也增加了全球对新一代抗药细菌增长的担忧。针对这一事实，上海在2007年发起了一项减少抗生素滥用的运动，并宣布了这8年来取得的积极成果。

根据上海的估算，运动发起以来，抗生素开方率已下降到目前总药方数量的10%，比之前下降了约一半。这项运动使得医院更严密地监控医生，迫使他们给病人开抗生素时再三思量，因为患者可能并不需要。因此，抗生素从上海大部分药方中消失了，这是2007年以来的重大改变，此前抗生素占据了药方中的前十名。

患者对医生的盲目信任促使了抗生素滥用，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香港和台湾也是。我住在台湾的时候，每当我去那家小型私人诊所时，医生通常都给我开很多药，而且常常是针对一些小问题，如嗓子发炎或皮疹。从诊所回来，我常常要在网上检查这些药物，结果总是发现这些药物与我的症状并不符，它们通常是针对心痛或简单的头痛。

随后我发现，台湾和香港对药物的滥用是因为医生开药可以从中获得额外收益，因此鼓励了他们开患者并不需要的药物。这与中国的情况很像，医院同样可以从药物销售中获利。这种做法与美国十分不同，在美国，大部分人是去独立的药房买药，这就消除了医生滥开药物的金钱激励。

最后，改变医生开药方的习惯只能解决中国药物滥用的一半问题。另一半在于患者，他们应停止盲目相信医生告诉他们的一切，他们在医疗时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要了解他们的症状和接受的药物。医生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应尝试向患者解释治疗方案，尽管那意味着目前医患关系中医生独裁局面的终结。

在我看来，医疗体系真正改变的标志应是打吊针病房的消失，这是药物滥用最明显的地方之一。这样做不仅会让患者治疗和整个城市医疗体系更健康，而且还会让患者不再在医院浪费时间接受他们并不需要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