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即将消失的人群

最近两次遇到背景截然不同的高层次的西方人士，让我意识到，过去二十年中国作为外国人的一个职业选择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同时，也让我意识到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通”正逐步消失，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注定完全消失。

一些人可能会说中国的这种转变是好事，从昔日作为异国情调并通常困难重重的状态转变成外国高管正常工作的地方，这反映出快速的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中国13亿人的生活水平。我基本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相比一二十年前而言，今天的中国总体来看当然变得更好。但是这些中国通逐渐被写入历史似乎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原因，因为很多这些人为推动中国转型为当前繁荣状态做出了贡献。

第一次相遇是在内陆城市成都，我在那里采访詹姆斯•莱斯，他已经在中国呆了二十年，是一个中国通，大家亲切地叫他大米。第二次相遇甚至根本不是面谈，是来自于我阅读《上海日报》上大卫罗斯简介，当时33岁的大卫罗斯是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六个月前刚刚到中国。

巧的是，维珍的罗斯将其新家安在商业中心上海市，上海在很多方面体现着新中国的特点，十年前跨国公司可能选择更加拥挤的北京作为其中国总部，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上海。相比之下，大米居住在中国腹地，在那里他试图将中国著名白酒品牌水井坊全球化，2011年水井坊将主要股权出售给欧洲酒业巨头帝亚吉欧 (London: DGE)。

我与大米相遇是在水井坊总部进行的两个小时采访期间，位于成都一个尘土飞扬的工业郊区，空气中弥漫着白酒发酵的气味。这个采访是我在复旦大学所做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我在复旦编译一本“口述历史”，记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西方高管的生活。

大米是那种你所期待的那一代管理者，穿着随意，有很多关于他在之前广泛工作中遇到的有趣而又具有不同寻常挑战的故事，从美国鸡肉巨头泰森(NYSE: TSN)到法国食品巨头达能(Paris: BN)。当他向美国国会作证，并凭借其当地政府的关系在幕后工作，帮助避免了一场涉及进口到中国的鸡肉产品的贸易战时，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点。

当大米学习中国技能时，中国还处在“铁饭碗”时代，其社会主义的根基犹存。而维珍大西洋的罗斯更像当代在中国被称为80后的人，现在中国大多数有活力的公司中有很多80后。报纸的文章中附着罗斯穿着潇洒休闲的照片，看上去像在任何一家西方公司可见的许多年轻的新人。他的职业生涯在地理上似乎比大米的更多样化，在他到上海担任维珍大西洋中国区经理之前，他在肯尼亚工作。

该采访本身流畅而且重点突出，毫无疑问采用了伦敦营销专家创造的主题。中心思想清晰而且一致，旨在表明维珍是一家年轻和时髦的航空公司，正如文章标题所言“领略飞行的魅力”。相比而言，大米花很多时间试图解决如何融合水井坊许多成长于公有制时代的老员工，将水井坊变为一家帝亚吉欧想要创建的更新、更具创业精神的公司。

我在中国的二十年期间，已见过许多中国通，有大米这样的老一代中国通，也有以罗斯为代表的新一代职业人士。前者将中国本身视为其一生的工作，大多数后者仅仅将中国视为其更长职业路径的其中一站。后者的类型传统上聚集在香港，但是随着上海和香港这两个主要城市在竞争中国最国际化城市的皇冠，他们已经逐渐在我居住的上海找到了舒适的新家。

不久前，当我读到上海现在实际上比北京拥有更多的外国人时，我有点惊讶。目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约173,000，而北京的为100,000。但是考虑到上海眼光向外的特点而北京更加向内看，我认为这其实不足为奇。

我认为北京依然比上海有更多的中国通，可能许多更早一代的西方人追随大米的步伐，在成都这类不怎么发达的城市寻求新的挑战，这些地方西方的影响和外国人口依然相对较小。但是最后，我也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像大米这类人的数量将继续减少，直到最终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到达尽头，结束早期那个丰富多彩和随心所欲的时代。